年9月9日，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儒藏》项目首席专家汤一介去世。这位德高望重的学者过的并不是几十年散淡闲适的诗书人生，而是在读书、教书、写书、编书中持续倾注着一位儒者的关怀与担当。
被打断的家学
年出生的汤一介生长于一个名符其实的书香门第，祖父汤霖是庚寅年（）的进士，当过几任县官，颇有学名。父亲是广为人知的哲学大师汤用彤，早年留学哈佛，回国后先后任教于南开大学、北京大学，并出任北京大学副校长。汤用彤虽是大学问家，却从没有主动要求过汤一介看什么书，唯有一次从《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找出《哀江南赋》，特意让汤一介读。汤一介对此并不陌生，他常常听到父亲喜爱用湖北乡音吟诵《桃花扇》中的《哀江南》和庾信的《哀江南赋》，后来得知祖父汤霖也是如此。
《哀江南》描述南明亡国时“村郭萧条、野火频烧”的情景，《哀江南赋》则是庾信写自己内心的丧国之痛。年幼的汤一介读得似懂非懂，然而其中的忧时伤国之情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社会的兵荒马乱相对应，令他发觉：“一种潜在的‘忧患意识’大概深深地根植在我的灵魂之中了。”耳濡目染间，汤一介接受了父亲从祖父那里传承的家训：“事不避难，义不逃责，素位而行，随遇而安，固吾人立身行己之大要也。”
在选择学哲学之前，汤一介一直对西方文学、艺术更感兴趣。汤用彤有一本《牛津诗选》，是他最喜欢的书。雪莱的诗，《致月亮》、《致云雀》、《西风颂》，都能一一背出。年，汤一介在北大读大学先修班，西语系教授钱学熙介绍他看克里斯托弗·衣修伍德的《紫罗兰姑娘》和纪德的《窄门》中译本，汤一介看得入迷，还让远在美国访学的父亲寄回这两本书的英文本。在他眼中，《紫罗兰姑娘》讨论了一个重要的哲学问题：人与人之间能相互了解吗？《窄门》则是以《圣经·路加福音》中“你们要努力进入窄门”这句话为主题，探讨人与宗教的关系。加之当时第一次考北大落榜，又经历了大妹的死亡，汤一介开始为哲学问题所吸引，写了《论人为什么要活着》、《论死》、《论善》等一系列文章，并立志要成为一名哲学家。发表在《平明日报》上的《月亮的颂歌》中，抽象而神圣的事物成为汤一介的追求：“去看那些看不见的事物，去听那些听不到的声音，把灵魂呈现给不存在的东西吧！”
汤一介年入读北大哲学系，正是复校后的哲学系生机勃勃的时候。他选修了胡世华教授的《数理逻辑》、任继愈的《中国佛教哲学问题》等课程。父亲汤用彤则开设过《英国经验主义》、《欧洲大陆理性主义》、《魏晋玄学》、《中国佛教史》、《印度哲学史》等多门课，学贯中西。然而年院系调整后，教学全部苏联化。年，汤一介接受时任《光明日报》团委委员、《中华读书报》记者陈香的采访时回忆，属于意识形态范畴的哲学系变化是最大的。“全国哲学系的教授都到北大来，进行思想改造。要他们学习马列主义，对原来的那套东西做自我批判。那时候，冯友兰都要做自我批判。他们相当部分是真心的，可以说是有一种负疚感，因为他们没能救中国。”
“哲学工作者”的说法在此时流行。哲学家只能是“马恩列斯”和毛主席，一般从事哲学研究的人只能叫作哲学工作者。哲学工作者的主要任务是解释这些伟大哲学家的思想。汤一介感到，他想做哲学家的梦就此打断了。“我不能妄自尊大，要做和马恩列斯毛一样伟大的人，不行，我还是做一个哲学工作者。”年大学毕业后，他在北京市委党校工作，读了许多马恩列斯毛的著作，讲党史课，自认为“做工作者做得不错”。
但在晚年的自我评价中，汤一介毫不避讳地认为从到年，是他学术生命中空白的30年。北大哲学系教授孙小礼记得，汤一介曾说：“我们做了没有思想的螺丝钉”，虽然勤勤恳恳地工作，但没有独立的思考，在一波波运动中迷失了自己。
“‘文革’中第一张大字报贴出后，哲学系的大部分老师都成了左派。而原来不给陆平提意见的，比较明确地不支持聂元梓的就成了右派，成了‘保皇党’。全系一共十多个，其中就有汤先生，他在‘文革’中第一次‘扫落叶’就受到牵连。”汤一介早年的学生、北大哲学系教授李中华告诉我们。因为反对聂元梓，汤一介被打成黑帮，下放到江西鲤鱼洲农场劳动。“作为黑帮，那时候最怕的就是挨打。还有就是要批斗的时候，每个人都举一个很大的木头牌子，站在高台子上面，木牌子非常重，底下都是人民群众，我最怕的是牌子掉下来，砸着任何人，那我就成了现行反革命了。所以那时非常害怕，一个是怕挨打，一个是怕成了现行反革命。”晚年谈及当时的经历，汤一介仍心有余悸。
“那时哲学系的老师有两种：一种是年轻共产党员老师；另一种是六七十岁的老教授，有的甚至穿长衫长袍上课，我们都觉得很奇怪。汤先生算年轻的，由于他是50年代初的北大毕业生，所以接受的都是新时代的新思想，属于第一种老师。当时对知识分子进行改造，他也力图能跟上那个时代。”李中华说。
进入“梁效”（“文革”期间北大、清华大批判写作组笔名，即“两校”）大概也是“跟上那个时代”的努力。年开始“批林批孔”，毛泽东指示北大找一些教员参加到清华大学编写的《林彪与孔孟之道》工作中去，冯友兰、汤一介、叶朗、周一良等皆在其列。“从我当时的思想状况说，我是很愿意到这个‘大批判组’中去的，因为这样可以免去遭批判。而且，那时我对毛泽东是完全相信的，认为他一切都是对的，如果我有什么思想和毛泽东思想不一致，那一定是我错了。”汤一介在《迷惑的十年》一文中如实说。
“梁效”在北大朗润园的一座小楼内办公，汤一介负责整理材料，比如马王堆的帛书出土后，毛主席要读，江青拿来材料，材料组就对资料进行注音、注解。直到年底，他才开始对自己做的事产生怀疑。转年，毛泽东去世，他也随即进入了一个思想困境：今后我们究竟听谁的？过去我们都听毛主席的，错了也听毛主席的，那以后我们到底听谁的？汤一介后来对陈香说：“我头一个想法就是，以后我谁的话都不能听了，只能听自己的。错了我自己负责。过去我是听党的话，听毛主席的话，不断地犯错误。知识分子的命运总是被别人掌握着，知识分子如果去依附什么政治力量的话就很危险。”
汤一介在比利时鲁汶大学图书馆
启蒙时代：从知识到问题
年，“文革”结束后的社会秩序逐渐恢复正常。结束审查的汤一介在北大开了第一门专题课——“魏晋玄学与佛教、道教”。李中华说，他跑到当时的“二教”去听课，一去发现教室挤满了学生，不但没有座位，几乎是没有“立锥之地”。“当时哲学系研究生上哲学史基本都是通史，汤先生的课是断代史、专题课，当时书少、课也少，所以大家都想听。”换了三次教室，最终才把人都装下，听课的同学们纷纷开玩笑：“三易教室，为复听‘正始之音’。”
汤一介讲课并非风趣幽默型，而是逻辑严谨，带着很强的问题意识，尽管并不生动，却很受欢迎。比汤一介大15岁的周一良教授从头到尾听完了这门课，后来跟汤一介说，自己从前在燕京大学听过邓之诚讲魏晋玄学，却不知道他到底讲什么，“这回总算知道什么是魏晋玄学了”，这让汤一介备受感动也备受鼓励。
多年后回望这次“正始之音”的复归，那是汤一介学术生涯真正的开启，尽管这时他已经年过半百。“他自己也说，从到年的30年间荒废了，交了白卷了。其实交白卷的不只是他自己，而且是我们这一代人。”中国社科院的余敦康教授告诉我们。在“魏晋玄学与佛教、道教”这门课的基础上，汤一介于年整理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专著《郭象与魏晋玄学》，年又开始为哲学系开设“中国早期道教史”、“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道教”、“中国佛教资料选读”，相关的专著也陆续出版。家学的传统、几十年阅读的厚积，终于在一个新时代的幕启时分得以喷薄而出。
而汤一介走得更远之处，则是对儒学研究的投入。年，汤一介到美国哈佛大学做罗氏基金访问学者，正巧遇上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召开第十七届世界哲学大会，于是应邀参加其中的“中国哲学圆桌会议”。当时的新儒家着力要证明中国的“内圣之学”可以开出“科学与民主”，希望以此来和西方哲学接轨，汤一介对此抱有怀疑态度，认为这不是研究儒家思想的唯一路数，于是写了《儒家思想第三期发展可能性的探讨》的发言稿，提出儒家思想关于“真、善、美”的三个命题，即“天人合一”、“知行合一”、“情景合一”。据台湾学者刘述先的记述，汤一介“出乎意料的清新立论通过实感的方式表达出来”，“讲完之后全场掌声雷动，经久不息”。从此，对于儒家文化的白癜风用什么药物治疗白癜风疾病恢复的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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